中心朱军教授在《财政监督》“学术大家”栏目发文 展望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未来
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朱军教授在国内财政学类核心期刊《财政监督》2020年第4期发表论文《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亟待多维视角的完美融合》，全文约1.2万字。该文为《财政监督》杂志每期的学术大家栏目，朱军教授为本文独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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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亟待多维视角的完美融合
——“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四要素缺一不可
朱 军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南京，210023）
[摘 要] 目前对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研讨较多，但承担实质性的工作去建设财政基础理论的比较少。本文从国内外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出发，提出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应该从“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完美融合的多维视角开展工作。具体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根据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和文献成果，作者再次重申以“财税计量学、行为财政学、实验财政学、空间财政学、动态财政经济学、结构模型与公共政策、现代公共财务管理”等方面发展财税学科。这一观点早在2014年作者就已经提出，但仍未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结合近年来的学科发展和实际变化，本文再次从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关键基础出发重点论述，并提出了未来基础理论创新的前行之路。
[关键词] 基础理论创新：未来方向；专业建设；开放融合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项目支持：南京财经大学2019教学成果培育项目（JXCG1902）资助项目
一、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内容
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专业符合市场需求”对高校专业和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其中，对财政学专业的存留、学科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也对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提出了挑战。这源于多个方面的问题：（1）以产业、企业为主，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自然对财政学专业的需求产生了影响——企业自然偏好于技能导向的人才培养。而计划经济模式改变、财政学专业包分配的模式被改变后，不得不面临市场需求的挑战。（2）财税部门招收公务员的范围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财税专业扩展到计算机、法律、中文、英语等专业，而自身财税专业的需求比重不到1/5。（3）财税专业在对接国际化培养范式的过程中，教授的内容更新滞后。许多高校的课程设计、讲授内容，不讨论课堂讲授的方式，仅就其内容而言，即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出的“金课”要求有一定差距。面对这样的窘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学会等机构先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场次的研讨会（马珺和高培勇，等2017；中国财政学会，2019），重新思考财政学的学科定位和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问题。也有学者提出将财政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将其与经济学科并列。这一进程中，相关专家提出的观点很多、站位很高，但形成社会各界的共识、得到更多的学界认可，呼应却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未来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对于创新的内容如何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目前仍没有很好的回答，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对此，秉承2014年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未来方向应是定位在经济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创新应该围绕“财税计量学、行为财政学、实验财政学、空间财政学、动态财政经济学、结构模型与公共政策、现代公共财务管理”等进行。
图1 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
在这其中，部分学科方向和基础理论研讨越来越成熟，教学和研究越来越对接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献日益丰富。譬如以“财税计量学”为例，越来越多的文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财税问题，许多高校在硕士、博士阶段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讲授用计量方法研究财税的研究文献（不讲纯计量方法，而是侧重在财税领域的应用），形成了较多的财税研究文献。又如，对于“动态财政经济学”，朱军在2010年出版了《高级财政学：现代公共财政前沿理论分析》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又于2019年5月版出版了《高级财政学II—— DSGE的视角及应用前沿：模型分解与编程》，概括了完整的“动态财政经济学”教研体系。这是“动态财政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财政政治学（刘守刚，2015）、财政社会学（刘志广，2012）、财政风险学（刘尚希，2010，2018）等学者的专题性、集中性的成果，也是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些专著和教材的出版，对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一些学派和观点。这些观点都散落在零零落落的个体论文中，还未形成系统化梳理、文献化论述的专著或教材。有些零星的观点，在学术界还没有更多的自发引用，在学界的全面影响还未呈现，有时呈现出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马珺，2018）。对于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发展方面的成就，前述分析不是依靠主观的判断，而是基于每一个方向都有系列的专题文献、教材或是著作的雏形（朱军，2015）。对于未成形的领域，在经典文献和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还需要结合“科学方法、现实问题、开放模式”去实现。这是因为：对于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形成系统化的学科发展方向或是基础理论成果，并不是以出版教材为标志，而是具备“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这些创新的众多要素。而只有这样才能够达成学界共识、避免自说自话，才能更好的回答——反思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马珺，2018）。而有了明确的学科发展方向，如何融合中国问题去做呢？下文总结当前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不足，提出了基础理论发展的必备要素。目前可以说，未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拓展。
二、目前基础理论创新问题存在的不足
对于当前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囿于传统不更新
对于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现有论述往往缺乏结合现代经济、国内外普遍共识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构造，从而难以成型。因为在现有的讨论中，鲜有学者基于方法论进行思考，或是基于方法论的范畴进行学科发展思考。这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基于苏联教科书时代的计划经济培养模式。当时主要是在吸收苏联教科书和西方20世纪50年代前的财政学教科书进行思考，是以定性分析为抓手、以现实问题为起点、对策分析为结果。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有“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知名学者的观点，对此厦门大学的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张馨、杨志勇等，2000）。这些观点对指导我国财政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系统、集成作用。当然，这些学派思想很多都是基于观点概念或者哲学思辨的论文，缺少方法论的继承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现代财税理论传入中国，国外以计量经济学方法、实验经济与行为经济学方法、宏观递归经济学方法、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方法、大数据方法等研究公共经济被广泛吸收。这对于中国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过程中，囿于这些方法的数学、编程难度，传统学者难以接受现代财税理论的发展范式，也难以跟踪这些技术复杂的研究。并且，西方现代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财税政策，还包括集体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组织的公共活动。这与中国的大政府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中国，政府、公民和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组织是社会的三大版块，体现“公共产品”特征的行动基本由政府部门提供，或是委托国有部门提供，基本不存在第三部门。因此，国外的公共经济学研究内容与中国的财税理论研究内容有明显差别，前者研究的范畴更宽泛。
图2 国内外财税与公共部门研究的差别
与此同时，抱成守拙、未更新知识内容的传统范式，也越来越难以得到中青年学者和全社会的认可，从而出现了一些院校的财政学专业面临被裁减的风险。同时，也出现了非财税专业人员研究财税问题、并拔得头筹的现象。特别地，2017年以来，现代经济学结合计算机数值模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方面在不断深化，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又一轮的深刻影响。财政学界对于大数据时代的财政管理、税收管理如何入手、操作，如何培养优秀人才适应时代需求，几乎束手无策。而传统的人才培养范式限于传统思维的抱成守拙，在解释现实经济、吸引中青年参与方面日显乏力。传统范式在讨论宏观政策、微观政策设计时，日显乏力。因为缺乏科学方法的严谨逻辑和科学量化的支撑，应用和引用相对非常薄弱，最后呈现为一些概念和观点。譬如关于财政风险的问题，虽已有专题性的著作成果、代表性观点，但基本都是定性概括，缺乏规范化的方法论，进而导致引用较少、自说自话。又如在应对财政-金融协同配合的实际讨论方面，应对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金融性风险时，财税学者在其中的回应较为无力（徐高，2018）。最后，对于传统的基础理论或是观点，在文献上也缺乏自发的后续追踪研究。因而研究传统观点、秉承传统教研范式只能成为过去，也就无法系统化、无法形成经典的文献，更难以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使得目前一些学者的话题讨论看上去像是传统财政学者圈子内的独语（马珺，2018）。
（二）追踪前沿不落地
随着2000年之后国外现代经济学方法、现代财税理论的大量引入，中青年新生代学者应用前沿方法研究中国财税问题的逐渐增多。并且这些学者日益成为各个高校科研的骨干、学科建设的主体。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各高校学科排名、科研排名的日益强化，从而这类学者在各高校备受重视。迄今为止，“快、多、好”地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成为各高校中青年学者不二的选择，也符合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各高校学者在对接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借助境外学者的交流、青年海归教师的讲授、阅读国外经典文献、研究国际上公开的各种方法，形成大量的科研论文。这其中，将国外已发表的量化文章转嫁中国问题是一个较低科研失败风险的捷径。因而绝大部分高水平的论文，多是基于这一范式。譬如以离散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为例，Lynch（1999）在“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发表的文章“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Economy 1872 to 1996”，可以在中国演绎为省部级领导人变更、个人特质与经济增长的问题，省部级领导做完之后再研究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与经济增长，再演绎为部门厅/局长与经济增长。换一下因变量，又形成一系列的成果。
表1 “离散变量与经济增长”的拓展演绎
原始英文1999 |
国家领导人（离散变量行为） |
经济增长 |
中文故事演绎1 |
省部级领导、省级机关领导、国家机关领导人更替、任期、来源等等 |
经济增长 |
中文故事演绎2 |
同上 |
环境管制、转移支付、产业结构、债务规模、避税行为 |
中文故事演绎3 |
城市级层面官员更替、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目标、政治周期 |
环境管制、转移支付、产业结构、债务规模、避税行为、经济增长、支出波动 |
截取这一片段只是想表达：在借鉴西方文献和技术方法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大量的学术文章，也成就了大量的学者。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在结合现代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多是以技术模仿、故事演绎为主。有时在对接中国现实的财税问题时，往往缺乏应用性。原因有两个方面：（1）除了前述的国外研究范畴比我国要宽泛之外，还在于离散变量的自身存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综合因素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异质性，没有平均的回归结论。譬如以“锦标赛”竞争为例（Li和Zhou，2005），到底是经济增长成就了官员（随机轮岗、培养计划被安置、培养年轻梯队等众多因素），还是官员成就了经济增长，很难形成学术共识，更难形成社会共识。特别是在2013年十八大反腐败之后，“锦标赛”竞争故事更加难以有说服力。类似这样的离散变量分析，如果结合财税问题，往往难以得到实务部门的认可，或是完全不适用。其研究出发点或是研究设计不是省级政府和中央决策部门所需的研究，更不是地方财税部门所需的研究。地方财政部门更多的是实务情况的流程再造、项目重整、机制畅通、传导有效、对策实际、解决当下问题等方面。总而言之，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规范性、对接国际化、体现科学性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存在的不足是——许多量化研究的主题不接地气、结论缺乏新意、建议无从入手。以离散变量的实证为例，往往“有方法无问题、有技术无对策”的现象相对突出。在以发表刊物层次选聘人才的导向下，很多学者在财政系、税收系入职，但其研究的内容往往不是主要的财税问题、不是政府关注的财税话题，甚至与中国的财税主题完全不相关。这样的研究，基本不可能上升到财政基础理论的范畴。（2）当然，在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微观财政数据严重缺乏、宏观财政数据不连续、口径不统一、信息不公开的突出问题（朱军，2019）。譬如以地级市的财政数据收集、统一和公开为例，财政数据的公开就比较差。所以许多学者难以采用高频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研究主题“不落地”也非常自然了。未来，财政部门更多的公布相关数据，体现中国大国财政的“理论自信”是助力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基础工作。
（三）系统学习难入手
对于青年学子，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而言，无法获得系统性的学习文献和学术指导是现实的问题。当前，国内最高端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在学习高级经济学课程之后剖析国外的英文文献，然后加以中国化的借鉴研究，或是套用参数进行数值模拟，或是应用数据重述中国故事。当然国内一流高校还邀请知名学者进行短期授课、派送学生到海外知名高校、研究部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交流1-2年。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地方高校而言，缺乏系统的文献指导和扎实的课程设计，导致大部分学生难以入手、无从下手，甚至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说，占比例多数的青年学子或是新一代学者无法接触到前沿的文献和理论，无法得到优秀教师的文献指导和方法论指导。
以作者熟悉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Owen Zidar教授的财政学研究生课程为例，其提供了系统的文献，涵盖的模块包括：
表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财政学课程文献框架（2018-2019学年）
基本模块 |
细分内容 |
模块一：内容总览 （Overview material ） |
1.公共财政总览 Overview of public finance 2.税负总览 Incidence |
模块二：空间财政学 （Spatial Public Finance） |
1.空间财政总览、Rosen Roback模型（Overview of spatial public finance & the Rosen Roback model） 2.地区导向政策：理论分析（Place-based policies: theory） 3.地区导向政策：实证分析（Place-based policies: evidence） 4.地区选择与财政联邦主义 （Sorting, Fiscal federalism） |
模块三：资本税主题 （Capital Taxation） |
1.资本税总览、实施和理论（Capital taxation: overview, facts, and theory） 2.遗产税（Henrik Kleven on “Wealth and Bequest taxation”） 3.资本税：公司税收问题（Capital taxation: corporate taxation） |
模块四：对企业和高收入者征税（Taxing firms and top earners） |
1.公司、税收、融资政策（Firms, taxes, and financial policy） 2.投资的税收问题（Investment） 3.企业、创新和高收入者的税收问题（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Top earners） |
又以对公共财政研究非常好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例，其博士生开设1年4个模块的内容。
表3 美国加州伯克利财政学课程文献框架（2019-2020学年）
基本模块 |
细分内容 |
模块一：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和税收理论（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 and theory of taxation） 由Alan Auerbach讲授 |
1. 公共财政和政府的作用（Public finance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2.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3. 税收理论（Theory of taxation） |
模块二：资本税，社会保险和空间公共经济学（capital taxation, social insurance, and public economics across space） 由Danny Yagan讲授 |
1. 最优资本税（Optimal capital taxation） 2. 现实中的资本税：投资（Actual Capital Taxation: Investment） 3. 现实中的资本税：储蓄（Actual Capital Taxation: Savings） 4. 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 5. 地方财政（Local Public Finance） 6. 针对特定地区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 |
模块三：劳动收入税和再分配（Labor Income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由Emmanuel Saez讲授 |
1.最优收入税和再分配：理论层面（Theoretical Aspects: Optimal Income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2.对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反应：经验层面（Empirical Aspects: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Taxes and Transfers） 3.社会保险和劳动供给（Social Insurance and Labor Supply） |
模块四：财富不平等和资本税（Wealth Inequality and Capital Tax） 由Gabriel Zucman讲授 |
1.结构不平等，税收和转移支付（The structure inequality, taxes, and transfers） 2.资本税：历史视野（Capital taxa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累进财富税（Progressive wealth taxation） 4.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5.全球利润转移和税收天堂（Global profit shifting and tax havens） 6.逃税：信息，供给和规范（Tax evasion: information, supply, norms） |
这是欧美高校比较一致的、基本认可的文献，是培养财税高端科研人才的必经过程。对于我国而言，建立研究中国问题的系统文献、并达成学界共识，尚需时日。当然，系统化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文献需求，凸显了中国基础理论创新工作的迫切性，需要整个学术界和各高校的积极努力。
（四）跨界讨论不入门
在讨论财政学问题，或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进程中，时常有跨界的现象——许多非财税人士为国建言献策。许多非财税研究领域的学者，不乏一些名士，提出了很多“概念性”、“吸引眼球”的政策。譬如有学者提出了“超常规财政政策”的建议。貌似新颖，但是细读、研究发现只是一个新的名词——内容是“政府发行超大规模的债务”。这种观点仍没有走出“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经典范畴，明显地属于“媒体”经济学者。另外，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造了一些“新颖奇特”的名词讨论财税问题，实质言之无物、经不起推敲，甚至违反财政、税收领域里面的基本常识。对此，吴敬琏老师几年也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造新词”（吴敬琏，2016），不乏涉及财税方面。并且，近几年来的智库建设强化了这个方面的意识。实际上，财税理论研究是有门槛的。接触媒体、建言献策应该基于详实的理论研究、数据支持和实地调研，而不是主观定性的判断。而形成专业认知门槛，就需要夯实中国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融合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繁荣学科发展、科学指导决策，而不是主观的判断。并且，逻辑严谨的科学研究、分析深入的智库建设，本身也依赖于中国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三、基础理论发展的要素：融合多维的视角
结合现实的需要，在形成财政学基础理论方面，本文再次指出：财税计量学、行为财政学、实验财政学、空间财政学、动态财政经济学、结构模型与公共政策、现代公共财务管理，以及其他非经济类的方面是繁荣财税学科的重要方向（朱军，2015），是基础理论创新的构建对象。然而，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方向，依赖于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济文献和开放意识的多维融合。具体需要完美融合的主要视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应用科学的方法——规范化的体现
何谓科学的方法？本文认为：应用现代经济学或者国际上共同认可、较多使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财税问题，推动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创新。譬如以不确定性问题为例，国内的研究都是定性的描述，缺乏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逻辑，因而学界几乎无学术应用和引用。而相比国外，规范化体现的科学性促进了广泛的引用。
表4 以“不确定性”研究为例体现科学方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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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 |
代表性成果 |
1.Baker, S., Bloom, N., & Davis, 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131, No.4, pp. 1593-1636. 2.Fernández-Villaverde, J., Guerrón-Quintana, P. A., Rubio-Ramírez, J., & Uribe, M., Risk Matters: The Real Effects of Volatility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Vol.101, No.6, pp. 2530-2561. 3.Fernández-Villaverde, J., Guerrón-Quintana, P. A., Kuester, K., & Rubio-Ramírez, J., Fiscal Volatility Shocks and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Vol.105, No.11, pp. 3352-3384. |
研究方法 |
统计学方法（指数构建）、计量经济学方法（VAR \SVAR模型）、DSGE模型（定量模拟现实经济） |
学科视角的引用和跟踪研究 |
国内外广泛引用。国内研究中国经济、财税的不确定性问题，普遍参照、引用的文献范本。规范化的方法使得这类文献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学界应用、拓展其方法的研究非常多。 |
当然：（1）我们在讨论方法问题时，不是一味地追踪方法、应用别人的方法，需要将科学的方法与合理的问题对接起来（后文讨论这一议题）。（2）在应用科学的方法时，我们同时强调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以问题意识、思想性和创新观点为导向，然后寻找合适的模型和方法进行“数学化”、“计算化”的科学实验；而不是反其道行之，套用国外的方法到某国的数据得出结论。（3）与此同时，找到中国财政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并科学地进行理论刻画，是“合理的技术方法”与“现实问题”进行无缝对接的重要方面（朱军，2019）。因为在经济学领域之内，数学的泛滥程度已经到了连物理学家都感到吃惊的程度。尽管经济学因此笼罩上了科学的光环，但不应该忽视对照现实的思想性问题。我们特别强调不要滥用计量、建模或是其他方法。
（二）对接中国的问题——本土化的体现
1.提倡问题导向和问题带方法、凸显本土化
如前所述：现实问题和学术意义要求我们不能被“方法牵着走去研究问题”。理论研究需要对照中国的现实，要把“学问做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内涵和学术要求。而正如林毅夫（1995）所认为的：只有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才能够成为研究国际化的主渠道，才能够使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如前所述，国外公共经济学与中国的财政学是有差别的。采用国外的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肯定会带来一些现实匹配性的问题。因此，建议要用“问题带方法，而不是用方法套问题”来研究中国的财税问题。而对于中国的问题，基础性、现实性是首要的。因此，保留基本的必修主干课程、基本教授内容十分必要。而在对接现实问题之中，以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其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接现实，形成了如下的培养方向，并对接研究生教育。具体情况如下：
图3 对接现实问题的专业基础
图3中研究生教育可以“财税计量学、行为财政学、实验财政学、空间财政学、动态财政经济学、结构模型与公共政策、现代公共财务管理”进行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在结合具体的现实问题时，可以本科人才培养方向为导向，提高其实战性（图中虚线的内涵）。另一方面，围绕现实问题的政策评估和政策实验，可以更好地指导现实经济，促进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而实际财税工作和操作实践的总结，又为人才培养方向的凝练、培养建设提供了更新的要求，形成了一个“现实问题—基本知识—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闭合循环。
2.关注热点问题、满足公共需要
对接现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多结合中国的现实热点问题，服务社会需求、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公共管理决策。譬如对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关于其中的债务最优规模和期限配置问题、分类债务的增长效应、隐性债务的置换与处置问题，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调整和专项绩效评估，关于财政绩效管理的推进与完善，以及财政项目库建设、项目库立项、项目资金使用规范、财政支付业务流程再造、财政审计与透明度评估等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政府预算会计制度改革、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等等问题。而对于税收问题：关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譬如银行贷款利息抵扣问题；消费税税目有增有减的调整；如何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连通进行反避税管理？企业所得税里面的成本、费用列支如何据实列支核算应纳税所得？房地产税开征的税收预测、政策的预期管理？环境保护税的全社会遵从意识、征税范围；关于土地增值税及其它小税种征管过程中的特殊事项处理，土地房产类税收的合并和取消，等等。这些都是结合中国现实、满足公共决策急需的研究。关注当下这些方面的热点问题，是繁荣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涵，脱离现实、脱离中国问题实际的研究无助于学科建设。
（三）构建经典的文献体系——规范化的体现
在每个方向上，形成相对完整、学界基本认可的文献体系，是每个专业基础理论成熟或是学科方向凝练成熟的重要标志。前面介绍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经济学问题的文献示例，但西方国家成熟的东西（研究的问题以美国为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因为各自研究的范畴不同，国体政体、财政体制不同，税制更是不同。那么如何形成一套经典的文献体系呢？在经典文献方面，当前国内财政学基础理论方面提出的观点比较多，但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和一致认识。对于国内问题的研究，由于基础理论方向不明确、学界共识缺乏、学者方向多变、对接国际研究处于初始阶段，几乎不知道哪个学校有什么学派，哪位学者有什么观点与创新？只是知道某某在哪个杂志发文章。因而在经典文献体系的构造上，学界目前还互不认可。莫道行路漫漫兮，出现这种现象有多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我们对接国际共通范式、方法的财政学理论研究，才发展了十几年。对应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其经典文献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对此，在短期内以借鉴国外文献、再融入中国问题、形成各学科方向的经典文献，将是未来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
总之，在短期内，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形成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体系，各学派相对完整、达到基本共识的文献体系还尚需时日。而就某个方面而言，譬如“动态财政经济学”，朱军（2019）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梳理，形成了经典的文献并初步提出了对接现实的中国研究问题。“动态财政经济学”经典文献和著作的形成，在将国外前沿方法与中国问题对接方面做了一个探索和建设，较好地丰富了财政学专业的教研内容更新和国际化对接。
（四）共创开放的教研理念——规范化与国际化的体现
所谓“开放意识”，对此有两个方面的理解：（1）指基础理论创新本身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要有吸收新方法、新文献、新观点的“吸收性”；（2）指参照国际范式，除特别敏感的议题之外，建议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公开原始数据、实证处理过程、程序编写过程和理论推演过程。这既可以避免学术造假，又可以通过知识共享更新教研内容、促进学科发展。为什么国内的研究结论、理论观点无法达成更多的共识，难以形成经典文献？为什么许多中青年学者的研究缺乏共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其处理过程的不公开。而国外经典文献中收录的高级别期刊的研究成果，基本都公布研究设计的数据、程序等过程。这些全球共享的学术资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财税理论研究的重要助力。而中文发表的研究有很多经不起质疑和讨论，特别是在原创性、数据梳理和程序编写方面。除《中国工业经济》在2017年开始公开数据、程序之外，其他杂志几乎都未公开，甚至绝大部分期刊都没有数据、程序的留底。但是，随着现代研究方法的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繁琐，开放研究设计、数据和内容是进行跟踪研究、验证真伪、繁荣学科的重要方面。“塑造开放的意识”自然成为我们倡导的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总之，以上这四个要素不可或缺。近期关于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忽视了这四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相互融合的。本文认为：
规范化（及内涵的国际化）+本土化=中国的学术理论创新
因此，我们不应该排斥国际上共识的方法、拘泥于本土问题——避免因缺乏规范化、科学性而导致固步自封，也不应该滥用国外的方法、脱离本国特征和本土问题——避免因步人后尘、叠矩重规而导致不切实际。
四、推进基础理论创新的前行之路
（一）哲学思辩上抓住“微观与细小”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和研究设计往往过于宏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思辨往往使得人们去追求大而空的理念、概念。这些理念，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没有错，但是缺乏实战、实际意义、学术内涵和规范性。从基础理论创新的路径来看，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不是空洞地、宏观地讨论概念、观念，譬如纠缠不确定性、风险控制等一些空洞的概念，而应该从不确定指数的构建、不确定性下对经济的量化影响、应对不确定性的财政-金融干预政策的福利分析出发。总之，提倡改变以往哲学思辨上“大而空”地研究问题的导向，注重在哲学思辩上抓“微观与细小”。这是贯穿于整个基础理论创新工作中的顶层思考。或者说只有一篇篇的严谨、规范的论文，最后才自然形成基础理论，而不是反过来先有一个大的观点再去创造一篇篇论文。
（二）研究范畴上盯住政府职能重塑
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中，也要看到重塑中国政府职能这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NGO组织和社区、公民社会的自治功能，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主动参与或是被赋予要求的职能无限大。这不可避免地使财政的职能无限大、支出范围和压力较大。政府成为无限社会责任或是所有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府财政负担比较非常重，公职人员权力大、自由裁量权过多，进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不公和腐败问题。因此，在讨论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研究界定政府职能的范围，至少要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范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研究重塑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我治理以辅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在这其中，还涉及到国民素质教育、社会规范和道德遵从教育、社会组织自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污染治理、垃圾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提倡全民参与、共同治理，而不应仅仅依赖于政府的单方面投入。
（三）本科教育上强化应用与创新
本科课程要体现创新和应用的相结合。结合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要求是：一方面，本科课程体系要体现最基础的方法论教学，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打基础。具体要能够将数字管理、量化管理、逻辑分析的理念贯透到本科教育中，并对需要拔高、拔尖的学生提供更高层次的课程设计。为避免考研应试对课程培养质量的冲击，要适当提高保送、面试和综合考试的比例。另一方面，本科教育要体现应用和对接中国问题，建议将课程分成模块，将基础知识传授之外的应用性内容在教材中得以体现。在具体做法方法可以考虑：（1）要通过与实务部门合编教材给予体现。这方面，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坚持强调合编、利用实务专家的智慧完善教材供给体系，其《公共支出管理》《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等就是这一理念结合的成果。（2）邀请实务部门的专家进课程模块、入讲座系列，为师生传授最新的业务实务和前沿问题。（3）推动高校骨干教师和政府部门业务专家的“交流任职”。譬如高校的教师可以在实务部门实际挂职1-2年再回高校，或是政府部门的专家到高校任教1-2年，并根据意愿留下任职。
（四）研究生教育基于方法与文献
研究生教育是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成果的凸显和支撑，创新的内容可以通过研究生系统的方法论教育、系统性的文献阅读与学习，形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范式。对于一流的专业教育而言，博士生教育5年制是合理的选择——2年的基础课程训练、2年的文献阅读和复塑、1年的毕业论文写作。在2年的文献阅读和复塑阶段辅之以每周2场次的研讨会——1场次为教授级学者的学术报告，1场次为博士生工作论文的学术汇报。在研讨中，导师和博士生都全程参与，时间多在中午12:00-2:00之间，因而多被称为“午餐研讨会”。这是国际一流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范式。因此，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提前、硬性要求发表论文，无疑是揠苗助长，甚至是一种制度扭曲、浪费时间。如果缺乏扎实的方法论和文献基础，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当然在重视方法和文献的基础上，强调“现实问题加合理研究方法”是最优的选择。
（五）学术评价关注内容创新与国际标准
提倡关注学术成果的内容设计——评价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设计的创新、研究观点的创新、对于已有文献的创新，采用跨区域甚至跨境的同行匿名评价。特别地，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形成了很多的学术“帽子”，荣誉积累多了演变出许多“学术承包商”、脱离学术一线的研究者，结果许多成果由别人代笔、挂名。这导致的结果是——“帽子”影响了教学、造成了学术垄断。本质上，“帽子”应该是提升教学、科研等公共教育质量的引导者，而不能成为影响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创新的阻碍者。当前，各个学科以“帽子”为导向的职务晋升、资源分配和观点独占，影响了学界的学术评价。因此，要提倡注重学术内容的评价，改变浮躁学风和“唯论文”论。具体而言：（1）对于国内的成果，不论是何种形式，参照国际范式公开程序、数据和细节，是推动科学性的现实要求。要纳入著作、研究报告等成果，只要符合公开、经过同行评议的要求。（2）在重视国内发表的基础上，同时重视国际发表；不要“唯国际研究论”，强调国际与国内并行。在国际上宣传中国财税改革的成就、推动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形成更加宽广的影响面，为全世界的理论创新做贡献。（3）参照国际的评价方式，采用代表作制度、同行匿名评审制度、开放研究过程和细节，等等。
（六）高校院所塑造 “共识”和创新环境
对于高等院校而言，积极形成学界的“共识”是推动基础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这一“共识”就是：（1）要在夯实财政学基本教学内容、实务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形成新的教学内容、逐渐凝练方向的研究内容。譬如，对接现实要求做好传统的预算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财政管理等教学。（2）通过学术交流、研究论坛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观点编入教材、进入课堂。提倡结合实务、对接实际的研究，促进教学改革、研究设计的接地气，是实实在在需要做的一些事情。（3）“接地气”的工作要通过前沿课程的设计、培养体系的改革、引用外部资源来实现，要将骨干教师委派到实际部门去挂职锻炼、融入实践。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秉承“应用科学方法、对接现实问题、构建经典文献、塑造开放意识”的财税学人们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中国财政学创新辉煌的春天一定会不再遥远。
多年来，朱军教授一直站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在DSGE财政领域、地方债务问题、中国宏观财政政策建模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高水平论文，研究成果丰硕。
目前有多篇论文被国内外一流期刊接收，如Quantitative Marketing and Economics（SSCI）、《经济与管理评论》接受发表一篇。有多篇合作的英文论文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SSCI）、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SSCI）等审稿和R&R中。
2020年5月即将出版《税务管理》教材、同步出版国家基金项目结项专著《地方举债融资的经济效应与风险预警机制》。在研《高级财政学III——空间财政学》，助力中国财政学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