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心主任、财政与税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朱军教授的论文《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5-24页）获选“2017年国际发展经济学最佳中文论文TOP10”。 该文的概要将呈现于《世界经济年鉴2018》。

世界经济学及其子学科年度“最佳中文论文TOP10”的评选，始于《世界经济年鉴》2015卷，由《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组织。候选论文的名次基于引用数据、专家投票数和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最终确定。候选论文选自最具影响力的31份中文相关期刊。论文引用数据和期刊影响因子均来自中国知网。参与投票的专家均为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线相关学者，合计2300余人，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400人。详情参见《世界经济年鉴》官方网页：

http://www.iwep.org.cn/cbw/cbw_xsqk/xsqk_sjjjnj/xsqk_sjjjnj_jj/。

　　《世界经济年鉴》创于1979年，为中央级期刊，现任主编为张宇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文的摘要如下：

对于DSGE模型中的技术进步过程，很多文献将其设置成“中性”特征置入生产函数。目前还没有文献从发展经济体“技术吸收”的动态视角研究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问题。通过构建一个两国贸易流动与技术吸收特征的动态模型，本文采用前沿的“贝叶斯估计”方法讨论了中国技术演化的实现路径。基于“贝叶斯估计”方法的实证结果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发现：“吸收与创新”并举的模式能够在统计意义上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技术吸收带来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开放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长期可持续的。当技术存量积累水平较高时，其对于GDP的提升效应要延续到下半个周期才能够体现出来；当技术吸收少、自主创新多时，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的提升结果低于技术吸收多时的情景；当国外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时，国外技术创新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具有提升效应，但却抑制了本国技术的增长效应，呈现了一定的技术“替代性”。

《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期刊推文如下:

技术吸收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作者：朱 军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期，原标题为《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洋务运动学技术，戊戌变法学制度，五四运动学文化。在中国实现民族振兴、加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地采用了经济总量和科技水平的赶超战略。在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我国既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又通过政府主导改革发展的经济模式加快发展。中国引进外资、合作学习、吸收和采用新技术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现实中的增长模式。

在全球技术进步的过程日益复杂并迅速外溢、扩大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模仿、吸收和采用外部先进技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已成为一个共识。并且，在当前转型升级到更高经济形态的过程中，中国迫切需要更多的技术理论分析，寻找最佳的技术演化路径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然而，目前的理论研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特征，还没有文献探讨中国的技术吸收问题及其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朱军的《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文首次构建了一个两国经济的DSGE模型，讨论中国的技术吸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论显示：

①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也不仅仅是激励约束条件改变带来的效率提升，技术吸收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国外仍然有较大的差异，在不断提高贸易水平和劳动力技能的前提下，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②基准模型技术“吸收与创新”并举模式更契合中国的宏观DSGE模型，“技术吸收”因素被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并且在统计意义上，“技术吸收加本土技术创新”模型较其他技术演化模型匹配中国经济现实的解释力更强。这一观点也表明：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够被不断吸收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不同于一些文献提出的“替代关系”结论。③中国技术存量对GDP增长具有明显的“前瞻驱动”效应，即当技术存量积累水平较高时，其对于GDP的提升效应要延续到下半个周期才能够体现出来。④当技术吸收少、自主创新多时，中国GDP的响应水平变低，资本存量的响应由挤出变为挤入效应，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低于技术吸收多的情形；技术结构特征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特征，在强调中国创新或是技术吸收战略的过程中，相应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⑤当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时，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具有提升效应，但是却抑制了中国技术的增长效应，呈现了一定的技术“替代性”。

该文认为：

（1）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同时也要否定中国经济增长是过度“依赖国外技术吸收”的观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追随，也不能够完全依赖于本土的技术创新，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是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技术吸收的能力（形成结构性的技术进步率）是短期内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途径。目前这一水平还比较低，仅仅占到30%。未来通过增强中国产业衔接国际中高端产业转移、提高技术吸收的配套能力、提高吸收再创新的生产能力是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选择，也是在长期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当然，也应认识到“自主创新”是中国未来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

（2）在构建技术吸收型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重视技术吸收的同时，强调所吸收技术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及其带来的市场份额的提高非常重要。这个方面不仅仅涉及到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强调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应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过程。目前无论是来自国外创新的技术还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如果不能够强调出口及其自用产品的技术性应用，则均不能够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3）在考虑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过去政府往往关注于追赶技术差距的研发支出，忽视了研发支出的配套生产性特征，也忽视了政府的“市场孵化型”管理服务和现有企业的创新配套水平。这使得政府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此，进一步强调政府在推动技术跟踪过程中的创新效率、创新管理和创新应用至关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中国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需求的匹配性，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4）在采用技术吸收战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情景下，当政府推动研究、接近国际技术前沿时，基于预期和技术预期向下一代技术进行更多的投入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方面，外部技术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对中国的创新产生不利的“替代”后果。为避免这个问题，强调对中国技术的产权保护，强调对配套的制造化设计、产业化推进、规模化生产有着现实的需求，特别是在中国的技术创新实现对细分市场开发完毕、向新技术过渡并实现产业化的时候。

（5）对于政府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功能，应注重在研发赶超战略和生产应用性技术研发之间重新分配，并重视通过更多的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政府的研发投入乃至教育投入应更多的关注于校企合作技术项目的研发支出，关注对照产业岗位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机构的技术研发支出；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强调注重政府支持的投入强度、政策的持久性和确定性。